专家专栏

零知识专栏作者：赵鹞

原标题：对于用火烹油的区块链有些话我吐不出来

人民日报发表《三问区块链》及配套专栏署名文章《抓住区块链这个机遇》(作者：北京大学光华金融科技实验室研究员窦佳丽)和《做数字经济领跑者》(作者：余建斌)全文此文一出，立刻引起作者朋友圈刷屏，既有大款圈庆功，也有连锁圈扬眉吐气。笔者也在朋友圈表达了担忧。这一条对于已经太热但仍处于技术发展初期的区块链来说，无疑是在烧油，不利于区块链技术发展的“虚拟现实”，更不利于在中央要求坚定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前提下，金融风险的化解。为此，笔者会把自己胸中积攒已久的块吐出来。

第一，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由媒体舆论推波助澜

一般来说，媒体会大肆炒作。媒体宣传大多是帮助投机打开市场，有的对投机持批评态度，有的两者兼而有之。远的不说，就说2015年4月8日，某国家通讯社连续发了三篇《4000点再现 怎么样看待本轮A股上涨》 《政策红利释放催生改革牛 期待成为健康牛》 《论第五代股民的自我修养》等。力促a股重新站上4000点。某中央媒体14天后发了《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股市立马沸腾油了。6月12日沪市攀升至5178点后，“音乐结束。”虽然股市暴跌不是由这些媒体引起的，但它对股市泡沫的迅速积累和投机风险的迅速扩大负有责任。

当然，这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早在1719年南海泡沫中南海公司股价“只有”120英镑的时候，英国著名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就严厉指责那些股票经纪人制造泡沫。但当1720年南海公司股价达到1000英镑时，他开始捍卫股价。他的鼓吹者对股价表现出“公开的蔑视”。同时，他声称已将股份全部卖出，但历史考证得出的结论是，他要么继续持股，要么受雇于南海公司，打击那些竞争对手。

1873年，一位法国记者写道：“给我三万法郎做广告，我可以负责为我所能想象的最糟糕的企业筹集股份”(见C . p . kindle Berger 《恐慌、惊恐和崩溃》(第6版))。

可见，即使在21世纪，媒体观点与炒作的关系依然密切，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春节期间异常火爆的“3点区块链”的微信群和庞大的子群中，会有如此多的媒体人，兴奋地附和、追随甚至参与资本大佬、币老板、技术极客们设置的“区块链”。

除了媒体(人)直接“下海”，还有研究人员、学者利用其对媒体的影响力误导政府和公众，甚至构成欺诈，俗称“托儿”。远的不说，震惊中外的e租宝庞氏骗局，造成的危害范围如此之广，受害者如此之多。除了在权威媒体大肆宣传之外，不少学者摇旗呐喊，通过媒体撰文、媒体采访、参加商业论坛等方式为庞氏骗局营造有利舆论，创造似是而非的“创新词汇”，为庞氏骗局编织精美故事。更有甚者，e租宝团伙被抓获后，还在媒体上为他们喊冤洗地。

当然，国外也有很多“托儿”。美国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倒闭后收购的美林网络股票首席分析师亨利布洛杰特(Henry Blodget)因能为许多互联网公司提出目标价而出名，这些目标价往往成为现实。这种股价预测的能力让他迅速成名。他在财经媒体有着响亮的影响力，但他在美林内部邮件中表现出对公开股票推荐的不屑，最终迫使他离开证券行业，但他已经赚了很多钱。

现在的新情况是自媒体泛滥。 虽然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已经公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号，但是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开设了(个人)微信微信官方账号和具有新闻媒体性质的APP，尤其是媒体大V们充分发挥个人影响力，为区块链造势，甚至亲自推介区块链投资项目，这与路演无异。

当然，以上三种形式并不是独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普遍存在，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甚至是复杂的网络生态。

二、“贵族赌徒”现象

西方文学对“皇家赌徒”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谴责，认为这些人“承诺的投资义务远胜于实际履行的义务”他们甚至比职业诈骗犯还要糟糕.可见，所谓的“贵族赌徒”，指的是社会地位高、公众形象好的大V们。他们可能是公众经常看到的知名学者、成功商人和有文化的官员，但正如法国小说家仿植物怪兽佐拉所说：“如果他们赢了，他就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如果他失败了，他就不会还钱”。

因此，“贵族赌徒”现象普遍存在，由来已久。当投机狂热让“贵族”无法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时，他们也会贪得无厌，有难以忍受的嚣张气焰参与投机，孤注一掷，也会影响政府的决策。这种炒作会通过媒体舆论渲染产生示范效应，吸引更多普通大众参与炒作。整个社会必然弥漫着极其危险的投机气氛：

两次危机前工业神话与收入分配的巨大落差，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心理状态的变异。急于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让大众开始追求一夜暴富。借助宽松的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本质的金融创新，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造成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之前，主要是股市泡沫；在这次危机之前，是房地产泡沫。

-刘贺

III。货币政策与动物精神

所谓动物精神，就是行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信心、公平、贪污舞弊、金钱幻觉、作为人们参考的“故事”，都是动物精神的具体表现。人类的经济决策并不像经典经济理论所假设的那样理性和简单，其复杂的心理因素才是整体经济动荡的根源(参见Arkerlof et al. 《动物精神》)。”《动物精神》揭示了在一个投机猖獗的时代，很多人认为很容易蒙混过关。在这种时候，没有人相信坚守诚信是完全理性的选择。随着新的金融创新的出现，金融监管政策允许人们从事更多的金融创新，欺诈的机会将层出不穷，从而促进掠夺性的经济活动。受利润驱使的腐败或欺诈对市场经济有着不可估量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过度扩张蓑衣网小编2022，从而导致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当然货币学派和银行学派的争论旷日持久)，突出的一点就是资产价格上涨过快。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比特币价格的飙升。如果将比特币视为“资产”，那么其价格神话是否也与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变量有关？答案是肯定的。

研究表明，短期内，比特币对美元的价格更多地受到技术因素(比特币供应量、比特币交易量和挖掘难度)和公众感知(谷歌趋势、推特人气)的积极影响，但长期来看，比特币价格与美国宏观经济(季度GDP、月度通胀)和货币变量(每周货币供应量、每日联邦基金利率)相关。技术因素削弱了对比特币价格的影响(见李欣等人《加密货币汇率的技术和经济决定：比特币的案例》)。这说明美国蓑衣网小编2022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比特币及其区块链投资热潮(ICO、私募基金等)的重要推手。).其他国家呢？

四。“鸡同鸭讲”

“鸡同鸭讲”，这是互联网金融之后特有的现象，也是大多数人的亲身经历。

以笔者为例，从什么是真正的P2P，什么是独立征信，到什么是(合法的)数字货币，再到现在的区块链，看似高大上的词汇堆砌成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调。

比如区块链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说法流传甚广，甚至一些不懂信息经济学理论的法律学者也“拿来用”来证明区块链的普遍性和先进性。

事实上，信息不对称是指“一些参与者拥有而另一些参与者没有的信息”；信息不对称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划分，一是不对称发生的时间(事前/事后)，二是不对称信息的内容。事前隐藏信息(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事后隐藏行为/信息导致道德风险。由此可见，即使区块链能够完整真实地记录参与者的“声明”行为，参与者的所有特征(信息)也无法被其他参与者观察到，仍然会存在知情玩家和不知情玩家。

另一方面，当离线信息转换为在线数据时，区块链无法保证原始数据的真实性。因此，任何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可篡改性等价于完全信息或信息对称的论点的逻辑和理论推理都是“空中楼阁”。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区块链促成了信息对称。看似放松了“区块链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但本质也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从网络科学的理论来看，信息级联效应的存在容易产生羊群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不是对称的，而是被扭曲了。网购中的“刷单”现象，就是典型的利用信息级联效应制造信息不对称来牟利。

其次，博弈论中的“信息”并不是指参与者都有自己的特征(当然完全信息是最好的)。如果在区块链记录的信息不是参与者为了一个关于某个东西的游戏而需要进入支付功能(影响个人收入)的信息，那么这样的信息是没有用的，信息还是不对称的。

简而言之，仅从区块链与信息的(非)对称性来概括它是不严谨的。至于“区块链显著降低交易成本”(这里指的是制度层面的交易成本)，甚至由此假设推断出的“零成本”的说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除此之外，“鸡同鸭讲”还体现在IT人员大谈经济理论，经常对极其复杂的货币理论给出“高见”，一个个像深不可测的哲学家、未来学家；没有高等数学基础的人谈密码学和计算机科学，指出区块链是坚不可摧的；资本大佬和钱圈大谈古今，把区块链推向“信仰”和“神学”……讽刺的是，试图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区块链却一直在人的主观活动下不断制造信息不对称。

五、中国区块链的发展要考虑当前的主要任务和大环境

正如《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所说，“抓住区块链发展的机遇”，这是对的！但是，面对中国经济“去杠杆”，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主要任务下，需要有打开区块链的正确姿态。

首先要认识到新技术必然会带来新的风险。如果使用不当，区块链技术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甚至是巨大的灾难；要警惕区块链科技炒作，防止价值泡沫；要不断完善区块链技术，真正解决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一些痛点，开发更多的应用场景，让区块链技术真正做到“脱实向虚”。

其次，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中央媒体不得刊登区块链技术及其应用风险的新闻报道，更不能“火上浇油”；有关部门应高度警惕，重视和处理媒体(人士)在区块链招商中的不当行为，减少其道德风险对本已脆弱的金融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与媒体管理部门、技术监督部门的沟通，及时发现新兴媒体传播风险的行为，并予以阻断。

第三，要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春节期间刷屏的另一篇文章《北大光华院长刘俏：时代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发人深省：

没有科学理性的精神，我们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头脑中固化了对“权威”和“每个人”的崇拜和依恋，放弃了思想的自由，让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思维泡沫主导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于是，面对各种迎面而来的冲击，我们大力寻找各种出路，如3354系统出路、资源出路、商业模式出路、技术出路甚至“无厘头”出路，把“短、平、快”的逐利视为理所当然，把建立关系、做交易的能力等同于经营管理、经营理念，把跑马圈地、占用各种资源、疯狂寻租作为中国式的商业法则；我们谈论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治疗、比特币、区块链、ICO，我们焦虑着能否拿到那张技术“门票”，却不知道只有通过更加系统化、注定化的刻苦学习和独立思考，才能深刻理解这些技术的底层结构和支撑它们的基础设施，进而判断它们可能的商业应用场景。没有科学的理性精神和追问因果关系的思想，偏信各种思维泡沫，自以为洞察了这个时代的真实面目，找到了推动人类进化的源头驱动力。

因此，只有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才能避免“鸡同鸭讲”的尴尬和荒谬。

最后要考虑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总有人以去年9月4日的“币圈出海”作为监管政策失误的证据，然后要求国家重新开放数字货币交易与融资(ICO)。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第一，区块链科技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除了比特币等各种“发币”。同时，在以比特币为范式的治理模式下，治理机制不完善，职业投资者面临极大的道德风险。那些所谓的“出海”交易场所、区块链投资项目，纷纷发行自己的代币或钱币，对比比特币、以太坊，基于互联网社交软件向国内中小投资者推广、路演，甚至诱导国人在境外网站购买所谓代币。它们的本质已经是公开发行证券(见SEC的相关新闻稿)。这种非法金融行为不应该被禁止吗？经济学中有一个理论叫做“动态一致性”，意思是一个政府政策不仅在制定的时候应该是最优的，而且在制定之后实施的时候也应该是最优的，否则就是动态不一致。 如果政府的政策承诺不可信，那么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自然不会相信政府，制定的政策实施后自然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在这方面，重要的是政府必须信守诺言。

其次，不能使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域外做法。来逼中国决策层。现在有些学者准备用日本和美国的政策态度来批评中国的不当政策，跟不上时代了。然而，比特币已经发展到近3000亿美元，许多国外智库已经将比特币视为国际政治角力的工具。与结果。美国有美国的国情，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本市场却屡创新高，特朗普政府却要“弱监管”（deregulation），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同时，日本长期处于经济疲弱，负利率货币政策效果不彰，Krugman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说，提振经济需要重回“动物精神”，可见，没有或过度的“动物精神”都不利于经济发展，日本通过鼓励数字货币交易，激发市场的“动物精神”也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至于新加坡、瑞士等国，其长期依赖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及设施发展经济，对各种金融新业务、新业态持一贯的开放、鼓励政策。反观德国这样的着重发展实体经济的国家，其央行行长在去年就公开警告数字货币会加剧金融危机，持审慎态度。可见，各国对于数字货币、区块链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这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显然忽视了自身政策对别国的影响。

第三，不能将技术的中立性视为技术活动的中立性。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是绝对的价值中立，然而，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将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实践活动来看，那么，我们会发现，科学的“价值中立说”很难站得住脚。科学绝不只是一种客观的知识体系，尤其不是一种脱离社会和人文价值环境的知识体系，因为它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社会建制、一种文化，它是由作为价值载体的人来实现的实践活动，因而又具有“价值非中立性”。因此，区块链技术本身的价值中立性并不会带来基于区块链的经济社会活动的价值中立，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怎么样应对区块链大规模应用所产生的新的、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金融风险时，政府部门是否应该大胆的鼓励、推广，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就好比核能发电，我们没有完全掌握安全、可控的核聚变技术就能用于生产发电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面对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各种破坏性创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特别是金融科技的发展，政府、学界、业界和媒体要头脑冷静，切莫用“不可控核聚变发电”！

作者简介 赵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博士

北京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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